明著喝茶，暗啜的都是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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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禽<分水觀音>
記得重慶「九二」大火災（註）那年，我被一個好心的漁人搭載逃離了那艘兵船，當我們泊舟嘉陵江畔，正是霜滿天的時候。
我和漁夫正以大碗飲著熱茶，那種非常道地的粗茶，有一股至今令人難忘的香氣；唏噓中、不禁憶起夜來所見江上的浮屍；也不知話是怎麼開頭的，那老人對我解說溺死者的性別，如何可以從屍體的俯仰分別出來，他說：
「仰著的是女人，俯著的便是男子。」我又不禁省起，我們正飲著的茶，水，便是剛從這江中汲上來的。不覺間，我把已經送到唇邊的碗停了下來，問道：
「你們在船上都喝的江水吧？」
老漁人咽下口中的茶，很安祥的說：「這，你不用躭心。我們行船的人，前艙在便溺，後艙照淘米；因為，有分水觀音啦。」
正說著，一具分明是被焚死的屍體，黝黑焦爛，兩手兩脚，朝天直豎，就在舷邊不遠處的江水中流轉而過，我心中正想著：啊，一個男子。
這時，端稀粥過來的漁婦也看見了，她急忙放下碗盤，雙手合十，輕輕唸道：「那麼（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對著烏啼聲中的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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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安，今天要來說一件有點悲傷的小知識。
我希望各位記住一個數字，二十四。把這個數字放在心裡三秒，再往下，好，二十四，別忘了。
▍記者會（詳情請見第一則留言）
台中市一名女子Ａ出面指控，她當初就讀某國中資優班時，多次被導師性侵。二十五年過去，也成為老師的Ａ依循性平法，向台中市教育局提出申訴。調查期間，如今身為台中市某所國中校長的「前導師」，頻頻騷擾Ａ女，要求Ａ女不要影響他的退休，Ａ女見對方仍不知悔改，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陪伴下，果斷召開記者會，要求擴大調查。Ａ女目前提出的事證，足以確信在她讀書期間，導師要求兩人要維持一定的情誼。
▍PTT部分網友對此事件的反應（第二則留言，全部推文請見第二則留言，後續也有一些給予支持跟打氣的網友）
「當老師的隱藏福利」(silvertime)，
「送禮物就交往四年多，這樣算狼師嗎」（hua0122），
「證據在哪，我看到的是跟女學生好好交往，哪裡性侵」、「狼師在哪，同時交往多人頂多算渣男」（sonybear），
「狼在哪，這老師已婚嗎」（bbs0840738），
「笑死，都收了這麼多禮物，現在越想越不對勁才要出來反咬，是不是表示出社會後過得不好」（wwinterall)，
「好可憐，我是說男的」（SSSONIC），
「抬女真的好蚌」（bearian），
「25年前的恩師也可以誣告」（iamflash），
▍可以借鏡的他山之石
澳洲皇家委員會歷時五年，花了3.73億澳幣（約等同於85.5億台幣），深入訪談任何與兒童相關的機構，在2018年完成了厚達十七冊，針對「兒童性暴力」的調查報告。
他們蒐集到的受害者人數超過一點五萬名，受害的時間橫跨1950年代至2015年，受害時多數介於十至十四歲，但也有不到一成事發時不到五歲。其中八千名受害者證稱性侵發生地點發生在教會、學校、體育會等場所，加害人多為神職人員與學校教師。多數受害者都承認，事發之前，他們深信這個機構理應保護自己。
同年10月22日，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國會上代表國家向這些受害者道歉，莫里森說「敵人就在我們之中」，並稱國家在過去數十年的不聞不問是「永遠的恥辱」，有些受害者已經自殺或因其他事故身亡，他們的家屬配戴上名牌，參與這遲來的道歉。
好，來解釋為什麼邀請各位，記住二十四這個數字。
在澳洲政府動用可觀人力物力的調查報告裡，有個數字讓我感到非常的難過：受害者從事發到說出口，平均走了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這段漫長的歲月裡他們該有多麽寂寞。
短時間內台灣要有等量齊觀的調查報告，有一定難度，但我不認為台灣的處境更為樂觀，請容許我暫時借用二十四年這個數字。
在Ａ女的案例裡，二十五年真的有那麼難以想像嗎？
若你得知性暴力案件，無論是親友傾訴，或者偶然聽聞他人的轉述，請把這個數字放在心底，在你開口以前——暫停，先想一下，「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是會讓二十四年變長？還是變短？」
請務必以「我要縮短這數字」的心意去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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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子的談話。
在網路上看到的事情。上海因為疫情封城時，負責送外賣的許多地方都停止營業。有位女性（已婚），跟獨自居住的父親住處相隔很遠。老父親行動不便，並且耳聾。平時就靠女兒按日送吃食過日子。
封城後，女兒找不到人給父親送飯，她盤算父親在家大概只剩白飯和鹽可以吃了，一口氣做了一週的量，到處找外送，但沒有人願意接單。甚至加錢也沒用。有位過去給她送過貨的外賣小哥，這女兒覺得他人不錯，聯絡了小哥，求他幫忙。小哥一聽就答應了。
因為封城，原本不用一小時的路段，外賣小哥花了四小時。路上不時得停下來接受盤查。有些地方不許過，還得繞路。好不容易東西送到。小哥回去跟「客戶」（就是這女兒）回報時，女兒要付錢，小哥不收。說這是「幫忙」，不是「接單」。這女兒沒辦法，硬是用手機給外賣小哥充了200元手機費，請他一定不要推拒，小哥算是收下了。
這事件發生在4月份。不過我是最近才看到。會注意這則消息是因為標題寫：「警方證實：網暴少婦已跳樓身亡」。
是的，這女兒是網暴受害者。新聞裡稱之為「上海市民周女士」。她因為外賣小哥（名字也出來了，叫「余中」）不收錢，想表揚他，發了文上網感謝小哥。這想法產生了效果，余小哥工作單位（「叮咚買菜」）立刻發文獎勵，並且發獎金2000。
到這裡事情就結束的話，自然是美事一件，問題是總有些人「心思縝密」，感覺這裡頭是有貓膩，或許是「叮咚買菜」的宣傳稿吧，也或許是公家單位別有用心，因為封城人心浮動，所以捏造這麼件事來鼓勵大家發揮愛心…..
總之，周女士覺得該說明自己發文裡說的全是事實，於是又發文說明經過，還附照片，除了她給老父做的便當，還包括余小哥不願意收錢，她只好替他充值電話費的手機通話訊息。
因為「證據」似乎無可辯駁，於是「鍵盤俠」開始了另一種操作。研究了周女士住的地方，斷定周女士經濟狀況應該不差，卻只充值200元，是不是太小氣啦。這一說，大家就都義憤填膺起來，認為周女士不知民間疾苦，佔「平民老百姓」的便宜，自己高高在上……八拉八拉。
有一件事，是我最近才明白的（通過和兒子這次談話），就是：網路上，陌生人如果來給你提什麼意見，就算是善意，在「層級」上（是的，「層級」，因為你在明處他在暗處，他天然處於比你有利的位置），他高你一階。
任何一種「對話」產生這種高低階現象時（如長官下屬，父母子女，老師學生，官員和平民），「高階」者通常不太能接受「低階者」辯護性的回答。只要「低階者」不是欣然接受「高階者」的「指導」，那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違逆。
這可能是多數網路霸凌的根底原因。都超過人類的惡性或幸災樂禍或「好玩」的心態。純粹只是，那個可以指指點點別人的位置，其實天然具有（或大或小）的權威性。而「下位者」如果抗辯，不是對錯問題，也不是對方態度問題，而只是簡單的，自己的權威被挑戰了。心態好一點的，可能會不舒服個一陣子，但是認了。比較在乎的，可能就會「努力」想（我稱之為）「讓對方知道誰才是老大。」
在周女士的例子，被指責給小哥的錢太少之後，她PO文辯護，說自己沒工作，靠老公養，丈夫也賺錢不多，200元對她已經是大數目。甚至余小哥也發文替周女士辯護，說自己是主動不收錢，想幫助周女士。這事鬧得很大，還上了熱搜，各方都來發表意見。當然也有站周女士這一邊的（我實在很遺憾，這部分的善言語沒有對周女士產生決定性影響），但那一幫子：「都罵了你了，你還有理由（我猜我們每個人一生中，一定都聽過這一句話。而不幸的人，聽過不止一次，甚至可能千次百次）」的正義魔人氣勢更強。
在4/3日，封城的上海出現了一件美事。到4/7，少婦跳樓身亡。僅僅四天，善行產生了惡的結果。
曾經看過一篇對於網路霸凌的報導。記者採訪那些「努力」去霸凌別人的人。被霸凌者幾乎全都自殺，並且離世死亡了。但是那些霸凌者都不覺得那些人的死跟自己有關。他們最普遍的理由是：「又不是只有我一個這樣做」「我又沒碰他，只是說兩句何至於…」「我或許不對，可是他自己一定也有問題吧」….記者在文中特別說明，這些霸凌者看上去都彬彬有禮，溫良恭儉讓，並且毫無惡意。他們認為自己沒有錯，並且完全不需要為那些死者負一丁點的責任。
其實我寫這篇東西，並不是要談霸凌。我個人認為「霸淩」是人性，只要人有分別心，那一定都希望自己比別人強，如果無法在實質狀態比人強，替代品就是把別人打趴下去，也就是「霸淩」。我比較想談的是：如果已經被霸淩了（任何狀態的），弱者要如何自處，或如何面對，不要讓自己走上最不堪的境地，像周姓少婦那樣。
我很感恩我任何問題都可以跟大兒子談。很抱歉我好像在凡爾賽。可能有一天我會寫寫我跟兒子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這個兒子雖然現在看起來體貼孝順，但是也一樣有叛逆期，當然老媽（我）對他的霸淩，也同樣罄竹難書。現在感情這麼好，我認為跟兩件事有關：一是他年紀也大了。我兒子四十多。二是做娘的我，終於接受他是獨立個體，不附屬於我（雖然他是我生的）。他有他的個性，思考，看法，不必要與我相同。在我們談事情的時候，關係就是兩個「個人」，不存在長幼尊卑。我認為我跟兒子能把關係搞好，跟我和他都不堅持「自己是對的」（任何事）這一點很有關係。當然，這也是經過長期（十多年）的磨合。以前的兒子，不誇張的說，（我認為）他的行事原則只有一個，就是：我希望他幹什麼，他就給我反其道而行。
總之，我跟兒子談這個上海少婦的事。問他：這件事難道不可避免嗎？（最後跳樓這件事）
兒子說：整件事之所以走到這樣，關鍵在不能夠「知止」。
我問那麼這個女人應該在什麼時候「知止」，才不會釀成悲劇呢？
兒子說：在她第一次PO文表揚外賣小哥時，就應該把這件事「了結」。不需要把事件「延伸」下去。
兒子的意思是：我們把話語丟上網路，不管是讚美還是罵人，這些話語就不再跟我們有關，尤其是上網路，千百個人有千百種解讀。若果跟我們希望的不一樣，「妄想」自己可以「改變」別人的想法，這首先就很愚昧，甚至傲慢。
但是身而為人，（包括我，尤其是我）總覺得「把話說清楚」很重要，讓人知道「我不是那樣」很重要。「只要誠心誠意，對方就會明白」很重要。很明顯，上海少婦後面的所有動作，都跟這種認知有關。
就在這裡，兒子提出了這個網路層級的觀念。實話說，我真的從沒這樣想過。網路霸淩的基礎意識是「不接受反駁」。只要「不認同」對方意見，就已經牽涉到反駁，如果還竟然真的有「不一樣」的意見，而且更糟，還聲稱自己這是「真相」（你意思是我不對！你在污辱我！）那完了，不把你往死裡打，我還算是個人嗎？
當周女士開始回應時，某種程度，等於推動了「SOMETHING」，結局幾乎就無可避免。
我問兒子，已經發生的事不論，在周女士，直到她決定跳樓之前，難道沒有方法可以救她嗎？
兒子說是有的，還是那句話，你必須要「知止」。就在自己最糟糕，覺得活不下去，似乎只剩死路一條的時候，要停下來，讓這一切停下來。
要知止。
這話說起來簡單，但是我相信任何曾經身陷過這種漩渦的人都明白此事多難。
回到周女士，當她發現自己成了壞人，全網在韃伐自己的時候，她至少可以做的是斷掉網路，逃離那些語言。在任何一個當下，只要是她感覺到自己承受不了的時候，都應該「逃離」現場。
第二就是要找到支持。
在周女士，報導裡沒有說，但是，極有可能，那個丈夫搞不好並不支持她。可能還會發些牢騷：「誰叫你要放心裡去，誰叫你要回應….」之類之類。都是大實話，但人在這種時候，想要的不是解決方法，而只是同理心而已。而尤其是自己在對抗全世界的時候，身邊的那個人，都不需要他站在對方那邊，只需要「不站在」自己這邊，「傷害力」就已經抵得過千軍萬馬了。
所以，在「逃離」現場之後，第二步就是要找人願意無條件支持自己。很詭異的是，這時候，身邊人，越是你以為他了解你愛你的親熟的人，越是「不能夠」支持你。萬一發現親人們跟自己「不是同一國」時，請千萬別上綱上線到懷疑對方的親情或感情，這兩碼事。你可以向別的地方求援。打張老師專線，或甚至半夜去騷擾便利店全年無休的店員（當過便利店店員的兒子說：「拜託千萬不要。」）這時候，你要的不是解決問題，而只是同情。而只要事不關己，我們這世界的同情心是供過於求的。
管它是哪裡，請到處去討拍。如果錢方便，叫輛計程車在車上跟司機發牢騷，他一定跟你同一國，會努力同情你。
當自己稍微恢復元氣之後，最重要的「知止」就是，再也不要談這整件事，不管外界是喧鬧到了什麼地步，你這裡要終止它，要把這件事「CLOSE」。
只有選擇結束它，喧嘩才能平息。而當然，這沒那麼容易，可能需要很久。唯一可以寬慰的，大約只有：只要堅持這個「知止」的方向，事情會越來越好。你認為不會解決的災難，一定能夠解決。
一．定．能．夠．解．決。．我可以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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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也好、經營也好、做什麼事也好，你不踏出第一步，不試試放手去失敗，那就永遠沒有機會修正做法，到達更遠的目標。是啊，失敗是很難過的，也一定會有一堆人酸你。可是總是有了經驗才知道：啊原來這樣是不行的。這是社長跟我聊到產業發展時的一些對話。
以前也曾經寫過，日本科幻小說巨匠小松左京就花過十億日圓拍過賠本電影，投入了大量心血，結果票房不如預期遭無情嘲笑。當時美國電影《星球大戰》取得空前成功，拍完《日本沉沒》之後小松認為即將進入太空歌劇的新時代。既然美國能夠拍出這麼厲害的電影，要是日本也有國產製作的本格科幻電影，反攻國際市場，豈不美哉？
這樣單純的心願便是《再見木星》的起點。因為劇本過於宏大，與東寶電影公司的製作方針起了不少矛盾，小松左京只好自己出資經營製作公司。劇本結集了當時的一流小說家共同創作，科研界也全力提供協助，三菱把日本僅有兩台的超級電腦借給小松左京做CG，研究所的操作人員還全部是義務協助。沒有人介意加班，畢竟他們全心全意的願望，就是想讓自己的國家也能夠拍出一套媲美《星球大戰》的科幻電影。
為了呈現構想中精細的畫面，單是道具、模型也耗資千萬以上，花錢絕不手軟。小松左京不但把錢都投資進去，還親自上陣做製作、總監督及腳本。雖然只是準備階段，但製作都是當時最精良的人材、從歐美輸入最嶄新的製作技術等等，《再見木星》還未上畫，已經在日本國產電影界做成極大迴響。
雖然特效鏡頭達到了當時日本國產電影的巔峰，但由於劇本相當支離破碎，劇情與演出又令人尷尬，最終票房慘淡收場，發行商僅收穫得3億分成，賠了大本。據說小松左京亦因此背上了龐大債務。
特撮研究家冰川龍介憶述，70-80年代日本的科幻作品主要以動畫及特撮作為媒介，電影還只是起步階段，因此《再見木星》的報導其實在當時還引來不少動畫及特撮粉絲冷言嘲諷。
不過《新EVA》《新超人》的監督樋口真嗣對此另有一番看法。當時高中生的他看到了《再見木星》的報導，認為這就是日本科幻電影的革命，於是跑去片場毛遂自薦幫忙。當然，身為電影愛好者的樋口，在電影正式上映觀賞後也是對劇情瞠目結舌，夢想與期待被狠狠背叛，相當黯然。
樋口真嗣並未因此對科幻電影的熱愛有絲毫減損，反而一路從獨立製作爬進業界。三十多年後他已經是個獨當一面的監督，執導了小松左京的新版《日本沉沒》。
《再見木星》立志以當年最頂尖先進的技術，製作日本國產製作的本格科幻電影，挑戰美國、面向國際，雖然結果不如人願，這部失敗的電影卻在各個年輕的創作者心裏燃起了願望的火種。
樋口和他的特撮同好老友庵野秀明繼承了小松左京的志願，做出了在國際舞台毫不失禮的《EVA》和《新哥斯拉》。相隔37年，《新EVA：終》末段也用上了《再見木星》的片尾曲《VOYAGER～日付のない墓標》，這首歌正好向一步一腳印的開拓者小松左京致敬。他們未有忘記，前輩曾經向着前人未踏的領域傾盡全力地邁進。
古天樂製作的《明日戰記》在香港上映，筆者身在日本暫時無緣觀賞。雖然觀乎網絡上後感似乎好壞參半，但作為香港本地首部科幻電影，起用了香港製作班底，相信這部電影應該能夠被劃入香港電影製作的里程碑。
沒有人能夠一步登天，連日本最著名的創作者們也曾經慘遭滑鐵盧，香港大概也不例外。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想：不論票房成功或失敗，這些經驗也會化為後人的養分。這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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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地球質量的人——他也是自閉症患者〉
韓劇《非常律師禹英禑》第一季風光落幕了，這齣以自閉症患者為女主角的影集相當受到歡迎，其中天真無邪的女主角禹英禑雖然有自閉症類群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簡稱ASD)，卻同時有驚人記憶力與超乎常人的思考，更是受到大家喜愛。雖然禹英禑是虛構的人物，但實際上的確有些自閉症患者有著非凡的成就，英國物理學家卡文迪許 (Henry Cavendish) 就是一個例子。
卡文迪許於 1731 年 10 月 10 日出生在一個貴族世家，當時還沒有自閉症這個病名，所以他並沒有經過臨床診斷，不過從他的行為來看，的確非常符合 ASD 的特徵，例如：
「他靦腆又害臊，跡近病態。當他不得不忍受與人接觸時，經常撇開眼神望向一旁，一旦受不了還會衝到室外去。有時候他來到門外，一見室內人群擁擠，就會渾身僵硬地站住，完全沒辦法踏入門內。……，散步時，他總是在同一個時間走在同一條路線上，而且會走在路中間，以免偶然碰到別人。」
「為了避免和他的女管家接觸，他總是在上床休息之前，寫下指示擺在桌上，……。他晚餐老是吃相同的食物：一塊羊腿。」（註1）
那麼卡文迪許有那些成就？在化學方面，他發現了氫，並指出氫是一種元素，和氧反應會生成水，兩者的比例是 2 : 1。他還發現空氣中氮氣和氧氣的比例是 4: 1，而動物呼出來的氣體是二氧化碳。（註2）在物理方面，卡文迪許其實更早發現歐姆定律與庫倫定律，但生前一直未公開發表，直到 1879 年，馬克士威才發現卡文迪許早在百年之前，就在筆記本中寫下這兩項電學的發現。
事實上，卡文迪許從 1760 年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到 1810 年過世這五十年間都沈浸於科學研究中，卻由於社交障礙以及要求完美的個性，所發表的論文不到二十篇。如果他按一般標準發表論文，很多科學名詞可能都要改以他的姓氏命名。當然，他或許不會在意，而且他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就足以名垂千史，那就是關於地球質量的實驗。
二千二百多年前的一個夏至，古希臘學者埃拉托斯塞尼 (Eratosthenes, 276 BC－194 BC) 利用兩地正午時，太陽投影角度的差異推算出地球周長，誤差只有 2.5 %。既然已經知道地球的大小，那麼只要知道地球的密度，就能算出地球質量，但根本不知道地殼底下是什麼，怎麼估算地球的平均密度？
這個無解的問題直到 1687 年，牛頓發表萬有引力定律，指出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與質量乘積成正比、與距離平方成反比，似乎露出一線曙光 。只要測量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與引力，再和其中一個物體的重量（也就是它受到地球的引力）與地球半徑做比較，就可以推算出地球質量與密度。問題是一般物體的引力太微弱了，無法測量出來，就連牛頓自己都說不可能用這方法得知地球質量。
但如果是像山那麼巨大的物體呢？1774 年，也是英國皇家學會一員的馬斯基林 (Nevil Maskelyne) 到榭赫倫 (Schiehallion) 山，在山旁測量單擺因為鉛錘受到山的引力吸引而偏斜的角度，藉此推算出地球密度與山的密度是 9 比 5。再透過採樣估算出山的平均密度是水的 2.5 倍，因此地球密度是水的 4.5 倍。
英國皇家學會特地頒獎給馬斯基林，興高采烈地慶祝這個歷史成就。但講求精確的卡文迪許就是無法接受這個答案，山的組成有太多未知，怎麼能確定密度是水的 2.5 倍呢？
和卡文迪許同一年入選皇家學會的米契爾 (John Michell) 也有同樣想法，於是著手設計可以測量微弱引力的扭秤。基本上這個裝置是以一根細線懸吊一根一米八的橫桿，橫桿兩端各放一顆直徑 5 公分的小鉛球，再用兩顆 20 公分的大鉛球慢慢靠近小鉛球，引力就會吸引小鉛球造成橫桿轉動，從轉動的角度推算扭力大小就知道引力是多少。由於鉛球的密度與質量都是已知，便能根據引力的比例算出地球的密度與質量。
不過米契爾興趣廣泛，不時將心力投注在其它實驗，結果直到 1793 年才完成這項裝置。但此時他已不久人世，來不及進行實驗，臨終前將扭秤併同遺志交付予卡文迪許。
米契爾的扭秤其實還有很多實際問題沒考慮到，例如細線的扭轉程度要能觀察得到，又要足以支撐橫桿與鉛球，因此須不斷試驗才能找到合適的材質與粗細。橫桿也是，而且得設法排除橫桿本身的引力效應；此外，鉛球受到地球磁場的影響，也得納入考慮。更頭痛的是氣流的干擾，身體移動會帶動氣流、光線照射乃至體溫所造成的溫差也會產生氣流。
於是卡文迪許又花了幾年時間改造實驗裝置後，把所有器材放在黑暗密閉的房間內，牆上只留兩個洞給望遠鏡和光源。他在外面操縱大鉛球組慢慢靠近小鉛球，細線和橫桿交界處有面鏡子，即使轉動角度很小，光線反射到一段距離外的刻度尺上就會有明顯的差異。他透過望遠鏡觀測反射光落在何處，便知道細線扭轉了幾度。
1797 年秋天，已經 66 歲的卡文迪許開始進行實驗，每天花好幾個小時進行觀測，同時不斷透過嘗試錯誤改良器材，並設法補償無法排除的干擾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第二年六月，卡文迪許終於在皇家學會發表論文，算出地球密度是水的 5.48 倍，與目前公認的 5.51 倍相差無幾（註3）。
雖然卡文迪許在論文中只有計算出地球密度，但地球質量當然也就能算出來。而且，當物理學家於 1873 年引入重力常數 G，將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改以公式 F = GMm/r^2 表達後，卡文迪許的數據便能用來算出重力常數。有了重力常數，就可以直接算出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了。
卡文迪許的實驗成為測量地球質量的標準方法，頂多改用更先進的器材與技術，例如雷射光源。不過在他之後的科學家卻都未能獲得更佳的數據，一直到 1895 年才有人超越他。這也彰顯了科學的重大突破不一定都來自耀眼的天才，也可能出自卡文迪許這般心無旁騖、一絲不苟地堅持到底的自閉症患者。
註：
1. 以上兩段摘自《如何幫地球量體重？》，Robert Crease 著，貓頭鷹出版
2. 當時還沒有這些元素名稱，氧是「脫燃素空氣」(dephlogisticated air)、氮是「燃素空氣」(phlogisticated air)、二氧化碳是「固定空氣」(fixed air)，氫則被卡文迪許稱為「易燃空氣」(Inflammable Air)。
3. 後來有人發現卡文迪許在計算平均值時算錯了，應該是 5.448 才對；即使如此，誤差也只有 1%。
參考資料：
1. 《如何幫地球量體重？》，Robert Crease 著，貓頭鷹出版
2. Henry Cavendish – Wikipedia
3. Cavendish experiment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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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讀到兩本書，分別談烏克蘭、哈薩克這兩個小國，如何處理前蘇聯時代留下來的核武遺產。一個比較冷門的小知識是，這兩國都曾在蘇聯解體時承繼了大量的核武，結果兩國都有志一同地選擇放棄，放棄成為世上第三大與第四大核武國的機會。
烏克蘭與哈薩克為何放棄核武？更重要的是，將近三十年後的今日，兩國對當年的歷史決斷是否後悔？
在這兩個問題上，這兩本書宛如對鏡，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與反思，非常適合放在一起對照。
先談談第一本書，《廢除核武的烏克蘭：一段歷史》（Ukraine’s Nuclear Disarmament: A History），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出版。這本書的作者叫做尤里．柯斯登科（Yuri Kostenko），他的身分相當特別，是烏克蘭當年從蘇聯獨立時的環境與核安部長，也是參與廢核談判的首席談判官。
也就是說，本書提供了第一線參與廢核談判的圈內人視角，而整本書就圍繞著烏克蘭官方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以及繼承蘇聯的俄羅斯談判的過程展開。
柯斯登科筆下的烏克蘭廢核過程曲折糾結，但他的結論卻相對簡單：烏克蘭放棄核武確實是思慮不周、操之過急。在他看來，當年的烏克蘭，在國際壓力與經貿利益的誘惑與影響下，選擇了一個犧牲了國家安全的選項。
柯斯登科寫這本書的時候是2021年，俄烏戰爭尚未爆發，但烏克蘭與柯斯登科已在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中領教過俄羅斯與普丁的侵略野心。
那麼，烏克蘭是不是根本不應該放棄核武？在這一點上，柯斯登科其實寫得相對保守。他並未主張烏克蘭應該要繼續保有核武，部分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氛圍，烏克蘭急需美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金援與認可，而阻止核武擴散正是美國不可動搖的國策，二方面則是出於可行性，也就是蘇聯留下來的核武究竟有多少堪用的問題。
柯斯登科只說，當年的烏克蘭政府退讓太快，沒有獲得足夠的保證就放棄了核武。當年多方談判的成果，就是所謂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但這份備忘錄缺乏強制力，也不保證能讓烏克蘭加入自己最在意的北約或歐盟。因此，對他這位外交官來說，這其實是一場不甚成功的外交談判。
烏克蘭應該要用放棄核武的這項籌碼，換取更多實際的政治整合與安全承諾，但烏克蘭錯失了這個機會。最末，柯斯登柯有感於俄羅斯的不守承諾，語重心長地感慨，本以為放棄核武會讓世界更和平，豈料卻讓全球更靠近戰爭危機。
如果柯斯登科是在含蓄批判自己當年的決定，那麼本書推薦人之一的國際關係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概就是火力全開，直截了當地幫忙寫道，「本書主旨再清楚不過：要嚇阻惡鄰，唯有核武。」
對米爾斯海默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而言，這樣的結論再自然不過，畢竟在強國環伺的國際舞台上，哪一個小國不想手握核武？
還真的有。這就是今天要談的第二本書，史丹佛大學出版的《原子草原：哈薩克如何放棄核武》（Atomic Steppe: How Kazakhstan Gave Up the Bomb）。本書所述的哈薩克歷史經驗，就正好與烏克蘭的歷史經驗截然不同。
《原子草原》的作者是一位哈薩克裔的美國學者，圖贊．卡塞諾娃（Togzhan Kassenova）。卡塞諾娃的父親當年也是哈薩克廢核政策的主要規劃者，更一手創辦了哈薩克共和國的戰略研究中心。這層淵源使得卡塞諾娃對哈薩克這塊土地抱持著相當深厚的感情。
相較於《廢除核武的烏克蘭》側重在廢核外交談判的過程與得失，《原子草原》則把時間尺度拉長到整個哈薩克近代史，試圖讓讀者明白核武在哈薩克歷史中的位置，以及為什麼新興獨立的哈薩克共和國非放棄核武不可。
故事得從蘇聯殖民暴政開始講起。對哈薩克來說，蘇聯是一個外來政權，而蘇聯帶來的核武試驗，更是此政權的一大象徵。蘇聯在哈薩克境內的核武試驗廠，不僅破壞哈薩克大草原的自然環境，更是哈薩克人民的健康殺手。卡塞諾娃花了相當篇幅進行田野，採訪那些住在核武設施附近的居民，看見他們在輻射影響下蒙受的種種苦難。作者也帶我們走訪核子試爆所創造的巨大人工湖，見證核武對哈薩克自然地貌的破壞。
望著比日月潭還大的恰干湖（其實就是核彈坑）、輻射超標正常值百倍以上的湖水，以及當地居民畸形的身軀，讀者當可以感受哈薩克人對蘇聯政權的不平與憤怒。打從最開始，廢除哈薩克境內的核武，就跟哈薩克公民社會的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給綁在一起。
獨立後的哈薩克政府並非沒有考慮過保有蘇聯遺留下來的上千枚核子彈頭，畢竟核武對國家安全的意義人盡皆知，但這些核武設施的保存狀況並不好，除了持續產生污染不說，還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維持，且能否使用尚在未定之天。但最重要的是，卡塞諾娃寫道，哈薩克人民並不想為了核武而成為「中亞的北韓」。哈薩克希望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度，而廢除核武是落實這項目標不可或缺的一步。
於是，即便卡塞諾娃同樣描寫當時哈薩克政府與美國、俄國政府的外交談判，但她筆下的整個過程都充滿著哈薩克人的能動性：哈薩克並不是被國際情勢或利益所引誘，做出了一個有害自身安危的選項。正好相反，哈薩克人做出了具有正面示範意義的艱難選擇，這選擇不只獲得哈薩克政府與民間的高度支持，還引領了哈薩克往後的外交政策。
選擇，正是卡塞諾娃在本書突出的主軸。相較於前蘇聯殖民時代的毫無選擇，獨立後的哈薩克有所選擇，而它也勇敢地選擇一條跌破西方國關學者眼鏡的道路。而她的結論恰好與柯斯登科相反──柯斯登科認為放棄核武到頭來危害了烏克蘭的安全，而卡塞諾娃則認為核武不是安全保障而是哈薩克的安全負擔，放棄核武反讓哈薩克成為國際非核政策的重要倡議者，讓高舉普世價值的哈薩克更快被國際社會所支持與接受。
那麼，誰才是正確的呢？至少對我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一方面能夠同理哈薩克人廢除核武的歷史情境（因為那與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有些異曲同工），另一方面卻也隱約覺得如果烏克蘭還保有核武，那也許今日不至於受到野心強鄰的入侵。
或許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答案。《廢除核武的烏克蘭》與《原子草原》兩書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誕生自不同的時空與文化背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最後還是要回到台灣自身社會的時空脈絡，才能做出有意義的選擇。這大概是兩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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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從駁二跨越大港橋後的那座小島，它真正的名字是什麼嗎？
棧二庫、大港倉、HOLOPARK、蓬萊仙島？！
那裡，是 #一座中島、 #一個特區。
那裡，是曾經創造台灣外銷奇蹟的蓬萊商港區。
那裡，接下來將是台灣設計力展現的設計中島。
蓬萊商港區位於高雄港的3至10號碼頭，是高雄港較早開發區域之一，過去因為長年封閉而較不為外人所知。
談到蓬萊商港區，需 #從高雄港的歷史發展談起。
高雄港於1860年代因國際條約而開港，但此時的打狗仍集中於旗后及哨船頭一帶。1895年日本統治以來，為發展新式製糖業，加上縱貫線南部段的通車，為了方便貨物於港口轉運。臺灣總督府於1905年開始填築了埋立地，將鐵道線路拉至港區，使得貨物能快速轉運。1908年更開啟築港工程展開，主要整理港口、挖除礁石、深濬航道、興築碼頭。其中，第一期工程中將原屬淺灘、魚塭的哈瑪星市街填築為其重要工程之一。
滄海化為桑田，隨著第一期築港工程的完工後，築港工程更擴大至鹽埕一帶，不僅進行港口擴充、增建碼頭，將浚渫港區的泥沙，用來填築鹽埕的低窪地。並同時將原有流經鹽埕埔的打狗川整頓，改以苓雅寮附近河道為出海口。
因此，約在1917年左右位於新濱町的 #新濱碼頭（岸壁，後來的蓬萊商港區）已經填築完成，並築有倉庫及鐵道側線，並利用現代化機械設備起卸貨物，加速轉運貨物流通。
1920年代鹽埕位於入船町及崛江町亦填築完成，且因靠近裏岸壁(戰後又稱為第三船渠)聚集工廠及各大會社的倉庫。其中臺灣鐵工所、製糖工場便鄰近第三船渠，另有各大會社均在岸壁建起了自家倉庫，作為貨物轉運存棧的空間。也因為港口與鐵道的海運聯運，使得高雄港於1930年能更快速的將香蕉、蔗糖與鳳梨等農產品銷往各地。
1929年出版的高雄職業明細圖中顯示新濱碼頭不僅有完整的岸壁側線，其中不乏知名的 #三井物產、#臺灣運輸會社、#日東商舩組 等各大型的會社倉庫。然而，戰爭時期該處倉庫受到轟炸受損嚴重，幾乎受損嚴重。戰後，第三船渠附近倉庫分別由 #台灣糖業公司、#臺灣通運公司、港務局及海關分別接收。1949年因戒嚴令港區受到封鎖，屬於新濱碼頭的蓬萊商港區一直處於管制及封閉的狀態。直至近年不斷高喊「#港市合一」，才在2018年解除蓬萊商港區的限制。
蓬萊商港區，更在市府團隊、港務公司、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在2018年成立了《#棧貳庫》、2020年《#大港橋》正式完工、《#HOLOPARK》開幕、2021年《#大港倉》開幕。更透過了《#TAKAOROCK》、《#大港開唱》、《#2021國慶焰火在高雄》、《#台灣燈會會前會跨年晚會》、《#台灣燈會》等等大型活動，揭開蓬萊商港區這座獨特中島的神秘面紗，大家也漸漸的來到這裡看海、看夕陽、看展覽、逛商場、吃美食。
一座中島曾經主導了港灣的物流與經濟。自那時起，台灣的高雄，隨著船舶，從台灣的高雄，邁向世界的高雄。以昔日的「#經濟中島」— 蓬萊商港區，作為台灣設計展的主展場，設計海濤席捲登岸，此次將翻轉成「#設計中島」。說著港區百年歷史的高雄港港史館，以「登入大港」展覽作為「設計中島」的入口。以台灣設計力為主軸，這次台灣設計展在高雄，「設計中島」更將展出「台灣設計設計台灣」，以充沛的「設計經濟力」，出口創意，交流夢想。「設計中島」上更將有總計 #萬坪的場域、#破百位設計師，設置台灣設計力、產業升級、循環設計、海上展場、青年設計、元宇宙、Digi Wave等主題，打造「#設計中島必看的十大展區」。陸續將會為大家一一介紹，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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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31 在地偏好 Topophilia Studio
在地專欄 | 空中走道魅力不再？「立體城市」帶給我們的啟示
台北信義路及基隆交叉路口的人行天橋在今年7月份引起關注，台北市政府宣布拆除這座擁有30年歷史的陸橋，主因是「使用率低、橋柱及樓梯占據人行道、阻擋行車視線」。坦白說，橫越天橋過馬路的確並不是一件相當舒適的走路體驗，沒有遮蔭的冗長路程在台灣炎熱的夏天令人望而生畏，高達兩層樓以上的階梯更令年長者或行動不便者陷入尷尬窘境。然而，也有網友在社群媒體上面發表保留這座天橋的意見，包括「等紅綠燈太久，走天橋省時間」、「路口車流量大，走天橋比較安全」以及「天橋是從小到大的回憶」等看法。其實天橋的規劃設計在一百年前曾大為流行，在許多西方建築師提出的「立體城市」概念圖當中，人行通道在空中交錯疊合，形成一種至今看來仍然十分前衛的未來城市意象，以下將探索這段與空中走道有關的歷史。
談到立體分層的城市空間，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設計的「錯層城市」絕對是建築史上的經典案例之一。15世紀，歷史上惡名昭彰的黑死病仍在歐洲盛行，身兼藝術家、工程師及發明家的達文西因而從都市設計的角度提出解決方案。雖然當時的醫學仍未發現細菌及病毒的存在，不過人們相信瘟疫是透過氣體傳播，因此如何將城市中惡臭的汙染物加以隔絕成為達文西設計新型城市的重點，其設計「把城市分為兩層。第一層中的運河除了可以運送貨物之外，也可以做為下水道使用，廢棄物處理的效率因此提升，如此一來，生活在第二層的大部分居民就能夠在寬敞的街道上恣意來去。」儘管如此規畫對於長時間待在底層工作、生活的「下層階級、車夫、船伕」並不友善，達文西設計的立體城市仍以「空間分層」的概念有效隔絕汙染物，並讓城市中日益複雜的交通運輸網絡更有效率的運作。
四百年過去，達文西紙上的立體城市概念，在20世紀初的建築師筆下有了更具體的呈現。1922年，現代主義建築師勒．柯比意在為巴黎設計的都市計畫方案〈300萬人口的當代城市規劃〉之中，曾對巴黎惡名昭彰的居住環境指證歷歷：「整個居住區都散發著惡臭，變成了疾病、憂鬱、道德淪喪的溫床」。柯比意試圖透過建造視覺上極具張力的巨大摩天樓以及完善的人車分層系統，隔絕噪音污染並引入綠地，一舉解決都市人口過剩、人車擁擠的老問題，而該計畫日後也以建築史當中更鼎鼎大名的「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為世人所知。
相較於柯比意冷靜、銳利的設計藍圖，同時代的建築師科貝特繪製的〈有生之年可能親眼看見的驚奇之城〉就顯得親切許多。很明顯地，「立體分層」、「人車分道」在當時成了效率的代名詞，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底層到高處分別是地鐵、快車道、慢車道；人行道位於地面層與商家店面相連；學校及住宅位於高樓層；摩天大樓頂部則設有飛船停機坪。從畫面上方的一行大字「解決交通雍塞問題」可推知當時建築師在繪製這幅作品時對於立體城市規劃充滿信心。
承繼建築現代主義的理念，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與麥可．葛瑞夫於1965年提出的〈紐澤西走廊〉乾脆將整座城市興建在一條交通要道上面，這一座綿延76公里的「現代主義巨型結構」嘗試將居住、工作、休閒、交通緊密整合，其中一大設計賣點還包括「將人類聚居地盡可能集中，這樣才能保護美國未被開發的自然景觀」。
#在空中逛「街」
因為種種原因，上述這些充滿想像力的「立體城市」提案在過去並沒有被實現，不過其功能主義導向的思考方式仍影響了全世界現代城市的空間規劃，台灣常見的人行陸橋、地下道、捷運地下街及摩天大樓之間的空橋亦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順理成章出現的產物。其中台北市信義商圈的空橋系統即是一個將地面、地下與地上的人行通道進行串聯整合的代表案例。該系統標榜能使行走體驗更舒適及改善人車交通，至今仍然完好地執行當初被賦予的任務。在〈信義商圈空橋系統網絡圖〉中，可以看見人們自捷運市府站出站後，沿著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寒舍艾麗酒店、ATT4FUN，可以一路直通台北101。這段路程中沿途有遮蔭、不需要等待紅綠燈、夜間也有燈光照明，可以說是規劃者充分考量到「行人徒步逛街」這個日常生活行為，做了十分「有效率」的空間設計。
在信義計畫區，空橋通往了每一個明確的終點──熙來攘往的人們沿著指標，尋找代號A8、A9、A13的百貨商場。對台北人來說，周末去信義計畫區「逛街」可能只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不過這裡逛的「街」卻和迪化街、延吉街這種傳統的街道空間卻大不相同。傳統市街由於歷史悠久，空間紋理較為豐富，較能予人出奇不易的驚喜和多元的感官經驗，然而信義區的逛街體驗卻是被有意「設計」出來的，在這裡無論人行道、天橋、百貨公司、廣場、地下街與行道樹都被賦予了明確的功能。舉例來說，在空橋上行進的過程中，我們的眼神無可避免地被規畫者及商家引導至「正確的方向」──許多精心設計的形象海報及精品櫥窗不斷掠過眼前，光明正大地挑逗路過行人內心最深處的物慾，在這裡似乎有一種無形的規範制約著正在使用該空間的所有人，明示我們「可以做什麼」及「不能做什麼」。
在近現代的都市規劃當中，立體城市的概念以空橋、地下道作為實踐手段，以一種宣告著「一切盡在掌控中」的姿態出現在你我眼前，不過隨著時間過去，一些當初規畫者意想不到的事態仍然在其中悄悄孕育而生。在吳明益的小說作品《天橋上的魔術師》當中，天橋就不僅僅只是一個連通中華商場的人行過道，而是眾多臨時攤販兜售商品的所在，同時也是在中華商場長大的孩童們的回憶之地。同樣地，在台灣，許多行人地下道往往被不少民眾認定為治安死角避而遠之，「但對街頭生存者來說，鮮少人走動的地方反而相對安全」，因此成為城市中無家者的棲身之所。另一方面，台北常見的街頭藝人亦有效暖化了天橋、地下道予人的冷冰冰感覺，在公館商圈的地下道，有時可以聽見音樂表演迴盪在地下空間當中，一掃通過幽暗地下道時伴隨而來的惴惴不安；信義區的空橋則成為路過民眾俯瞰街頭藝人表演的最佳場所之一，而隨著城市裡面的人們賦予這些通道更多「功能」及可能性，這些原先不太具有表情的基礎設施也逐漸融入民眾的生活及地方記憶當中。
因此，當信義路基隆路口空橋被宣告拆除的同時，就引發了不少民眾表達對於這座天橋的看法，許多攝影愛好者更因為「從此失去一個拍攝101及台北都會街景的好地方」而感到惋惜。在一座現代的立體城市當中，我們總是被規定如何行走、如何停留，不過沒有人可以阻止人們在應該「快速通過」的天橋上駐足欣賞美麗街景，或是對著夜晚中往來的車陣發呆。這似乎反映了一個從古至今的不變事實：我們總是試圖透過「設計」為賦予世界規則和秩序，然而我們卻也在尋常的生活當中有意無意地「打破」這些秩序。「立體城市」的構想固然迷人，不過真實的日常生活卻比圖紙上所設定的框架更有張力，這些力量無時無刻都在改變、重塑我們眼前熟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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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從去年至今在週刊編集專欄連載已超過半年，感謝The Affairs 編集者新聞與各位讀者的支持
*本文刊登於週刊編集第61期之建築專欄，歡迎大家購買實體刊物支持出版
*照片來源：《地圖上的城市史》，麥浩斯出版